商傳媒｜吳承岳／台北報導
中國年輕世代對韓國品牌的看法正在發生顯著轉變。據《Daum》報導，出生於2000年以後的中國年輕人（零零後與一零後）多將三星電子與現代汽車視為「父母輩使用的品牌」。在智慧型手機選擇上，他們更傾向華為、vivo、OPPO等國產品牌；汽車方面，即使是梅賽德斯-賓士、BMW、奧迪等歐洲豪華品牌，也被他們視為「父母的夢想」，轉而購買比亞迪或吉利控股集團等中國品牌的頂級電動車。
這股趨勢也反映在市場現況上。三星電子已於這個月初宣布，將撤出在中國經營長達34年的生活家電與電視事業。中國科技業近年快速崛起，大疆創新（DJI）早在2013年就以攝影無人機引領全球消費性無人機市場，如今佔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高達85%。2016年，短影音社群平台TikTok在中國誕生，並迅速風靡全球。在純電動車市場，中國在全球市佔率達64%，電池產業更高達70%。即使是輝達（Nvidia）曾獨佔的中國人工智慧（AI）晶片市場，華為等中國國產晶片的佔比也已攀升至41%。此外，深度求索去年1月揭示的「深度求索衝擊」事件，以及其最新發表的模型「V4」，性能與GPT-5.5相當，但初期售價僅為後者的3%，顛覆了AI模型市場的競爭規則。
中國的技術創新歸結於三大核心動能。首先是「不變的國家目標」，即使外部環境與內部混亂，中國仍堅持已定的技術發展方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引述《道德經》中「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理念，強調治國不應朝令夕改。例如，2017年制定的「2025年AI核心技術重大突破」目標，以及2020年提出的「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售比例達20%」目標（去年已超標達36%），都顯示國家策略的穩定性。這讓所有企業、研究機構和人才得以朝同一方向努力，同時也容忍技術實驗中的失敗。
其次是「迂迴突破策略」。中國不採取正面迎擊，而是積極運用迂迴或跳躍式發展。例如，電動車產業跳過混合動力階段，直接發展純電動車。面對先進半導體設備的限制，他們結合舊設備與後段製程技術，生產出良率雖低但仍屬先進的晶片。同時，中國市場也引入特斯拉公司、蘋果公司等國際領先企業，透過殘酷的競爭激發本土企業的求生本能。當地官員更直言，中國的優勢在於政策的靈活調整。
第三是「培養頂尖執行者」。中國為突破技術瓶頸，對擁有卓越天賦的理工科人才提供大量資金與權限。每年有高達600萬名理工科大學生畢業，除此之外，中國更建立一套「天才養殖」系統，從小學、中學階段就發掘並集中培育天才。清華大學教授姚期智領導的英才班即為一例，甚至增加15歲入學的「少年班」名額。這旨在人為地實現天才成長所需的智慧交流環境，如同霍華德·加德納教授在分析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巴勃羅·畢加索和聖雄甘地等創意人物時所指出，天才的培養需要沉浸式的環境與同儕交流。中國將人才培養視為國家戰略，如同錢學森博士在美國遭受排擠後，受毛澤東主席邀請返回中國，成為中國發展兩彈一星的功臣。
《Daum》報導指出，來自北京的警告是：「如果用昨天的標準看待中國，韓國就沒有明天了。」這項警示不僅是對韓國，同樣值得全球各國，特別是與中國在科技領域有密切競爭與合作關係的台灣科技產業深思。面對中國技術典範的快速轉移，台灣應仔細觀察並制定更精準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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